“让这么多领导来这儿为科幻电影周和论坛站台，起码可以向行业和社会昭示一个信息，科幻电影真的开始被重视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王红卫笑着说道。
本届上影节已经接近尾声，如果有人问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受关注的议题是什么？答案绕不开科幻与AIGC两个关键词。
3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首次设置了“科幻电影周”系列活动，三个单元的科幻影片展映、三场不同主题的金爵论坛，配合时兴的AIGC和苹果Vision Pro话题，郭帆、王红卫等科幻电影人、作家频繁露面，既谈创作思考，也谈技术焦虑，分享对影视行业变革的2023大猜想。
这一切有关科幻火热的讨论都基于最近两年《流浪地球》《独行月球》等科幻电影票房、口碑双收，形成科幻电影观影高潮的局面。《明日战记》《宇宙探索编辑部》和尚未上映《749局》亦装点了科幻电影想象的图景，打开了多元化表达想象的天窗。
在走向更远的地方前，科幻电影的创作核心是什么？以及当下前沿的科技会带来什么？这些问题摆在每个科幻电影人面前。
科幻电影的核心是情感
过去一年在不同场合上，郭帆多次分享并强调了他的创作思考——科幻电影的核心应该是情感。这也是科幻电影周论坛上不同电影人的创作共识。
“我们不要忘掉科幻电影的本是电影，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们的高概念、高技术和情感没有关系的话，它就变成了科普，如何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要。”
郭帆以《宇宙探索编辑部》举例，片中称酒是人类发明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因为喝酒喝大了之后去哪里都可以。他认为，这种表达既诙谐幽默，又能形成有意思的连接点，让观众们能够产生共情。
再比如《星际穿越》中的高维世界里，男主库珀可以通过一个书架和女儿沟通。郭帆认为，如果这个高维世界的黑洞与主角库珀、他女儿的情感无关，这个书柜和这个黑洞就变得没有意义。
郭帆建议科幻电影人在创作时要找到“酒”和“书架”这种“连接点”，先表达情感，然后再连接高概念。“如果这个高概念可以被替换，那就没有意义，如果不能好好表达情感，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电影。”
他透露，《流浪地球2》创作时，包括中科院的科学家在内，共有21位科学顾问帮忙搭建整体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内技术与情感紧密相连，比如开篇有传统的烧纸祭奠故人的场景，到了结尾刘德华饰演的图恒宇通过数字技术进入虚幻的数字世界，和他的女儿再次相见，技术、想象和情感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749局》导演陆川以自己走过的弯路“现身说法”。他回忆，当时拍筹备《749局》时，团队痴迷于做“设定”——“在那个时代，大家戴什么手表、用什么手机、还用不用手机、开不开车、车得什么样，越来越细致。”
“我在开始的时候很‘嗨’这个事，因为要重构一个世界，但后来就会觉得自己心里很空，这个空不知道哪儿来的，很后来才听到一个词叫‘Scientific Collection’（科幻要素收集），你做的都是Collection（收集），你做的包装好像在做一个大的发明创作，在创作一个新世界，“陆川表示，“但这些基本上在科幻电影史上都有了，最后到底要讲什么样的电影故事？讲什么样的人类命运？这终究是个人物驱动的故事。”
郭帆过去几年内接触了不少科幻电影项目和电影人，他对此也有同感。“我现在看到很多新导演、编剧会拿一些科幻的剧本、项目（给我看），一个通感的问题是创作者特别嗨这些高概念，我看了有些忧虑，科幻的核心还是情感。”
情感和故事植根于文化。为《封神三部曲》《哥斯拉：怪兽之王》和《爱，死亡和机器人》做概念设计的徐天华认为，科幻和奇幻片都根植于自己的国民环境和流行文化土壤中，美国、日本流行文化早在60、70年代就开始起步，并且重工业发展较早，而且高度商业化，因此美、日有多元的软科幻IP，比如《捉鬼特工队》《夏日大作战》等。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和电影工业一样都是刚刚起步，现在还是比较单一的状态。
《流浪地球》系列概念设计师张勃表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者经常会怀疑自己的设计在美国好莱坞影片中似曾相识，是因为工业技术发展一、两百年来，很多技术标准确实是西方奠定的，短期内很难追赶。
但是科幻电影人可以在故事中注入自己的情感内核，比如对家庭、家园的理解，对世界走向的看法。在张勃看来，科幻电影人要忠于创作本身，“我们是以文本去创作的，先把关于文化认同的事‘科幻是否属于中国’这件事抛开，”张勃说，“那些螺丝钉、发动机看起来是西方的，没有问题。但在那个形式上，那是一座山，山是一种依靠，这是我们相信的文化的内层核心。”
AIGC给科幻电影人带来的焦虑与福音
“从科幻电影史上来看，绝大部分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这与郭帆所说的情感核心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表达人类对自身发展、对未来充满恐惧，而且还有对当下、未来和科技发展的焦虑。”陆川对科幻片使命的思考，与当下中国科幻电影人面临的AIGC焦虑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笑称，自己最近和AI聊天都很有礼貌，原则是“广结善缘”，“目的不是为了利用AIGC，而是害怕它未来奴役我。”
郭帆已经被焦虑笼罩了太久。王红卫在论坛上重新为郭帆“赛博妲己”的外号释义——“妲己就是人工智能，他已经被它深深地魅惑了。”王红卫透露，郭帆这几个月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之外，工作时间之外都在看AI相关的书。
在王红卫看来，科幻电影人自觉性地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和钻研对创作很重要，因为观众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观众未来还能否接受以前的电影？这是非常严峻、紧迫的问题。”
王红卫强调，疫情三年之后，世界电影和国内电影多少已经昭示出电影要更新换代，“AIGC浪潮之下，电影的更新换代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步。相比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更年轻一代的电影人总要走那一步，要比终端、比下游的变革要快一点，你才能拿到生存的可能性。”
而在《流浪地球》系列视效总监丁燕来看来，人工智能冲击的是所有行业，而在他看来，电影行业受冲击相比其他工业行业可能更小，因为电影创作还是源于人讲述的故事，也是讲人自己的故事。“AIGC目前更像强化版的工具，有点像是抖音或者创作模板，它是更流行化、更套路化的创作工具。”
徐天华则看到了人工智能为电影行业解决重资产的难题，将电影拍摄赋能给更多人。他谈到，由于行业的重资产属性，作为个人，在缺少背书和机会的情况下，没有资金拍电影，他畅想AI成熟后，即便是几个人的小团队也做出世界观复杂的电影，大大节约时间成本和资产投入。
正要将AIGC技术运用到还需要时间。从《封神第一部》和光线动画在《去你的岛》的尝试来看，人工智能对电影产业的运用还停留在生成概念式海报上。光线传媒近日回复投资者提问时也表示，将AI用于动画电影的制作现在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实验阶段。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CG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穆之飞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在他看来，科幻电影创作最大的困境在创作端，因为一切都是架空的，如何让想象更真实，AIGC可以承建前期涉及到动态故事本预演、实时预演、On-the-side预演、技术预演等。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盗梦空间》《蝙蝠侠》三部曲的视效总监Pete Bebb则强调，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去做电影，因为电影的本源不是在技术，新的技术没有办法创造电影，还是需要人去创造故事。虽然通过技术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实现类似于大制作的质量，但最终本源还是得靠自己。
穆之飞的建议是先慢慢用起来，行业要有需求，技术才能发展。他回忆，80年代的时候，中国也有很多类似于Photoshop、3D Maps的软件，有四达时代等企业在开发，但为什么后来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国内没有人有需求，在图形软件上没有人应用。“我们的导演还在拍农村、现实主义，所以在今天只能用人家的软件，最后也会发现ChatGPT、AIGC全是人家发明出来的。”
在郭帆导演看来，眼下的AIGC其实是一次中国电影人和好莱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
接下来，更多新鲜的科幻作品和电影人将与观众见面。科幻电影周的科幻电影年度展望环节上，陆川此前在戛纳电影节上表示，《749局》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后期工作，预计今年10月、11月可以完成，最快有望年底公映。由B站出品的《明日生存指南》围绕AI与爱的主题，讲述了六个关于未来AI世界的故事，预计今年播出。
此外，王红卫监制的《群星闪耀时》太空救援片、获得 2020年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幻创投大会上评审团大奖的《莫莉的冒险》，以及在平遥电影展里拿到了陌陌的“青云奖”的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都在制作中。
“《流浪地球》也好，《独行月球》《749局》也好，口碑、票房越高的作品，会不断地帮助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科幻电影抬高天花板，这个天花板要不断地抬高，可以持续地在普通观众的心目中对科幻电影种草，可以让创作者有机会去练习，人和AI是一样的。”王红卫称。
只有不断学习、利用AI，持续的科幻电影创作，中国科幻电影才能抵达未来，《流浪地球》创造的“高峰”才能变成“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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